孤独狩猎——选择自由职业的年轻人们

孤独狩猎——选择自由职业的年轻人们

作者:苦瓜苦瓜很好吃(来自豆瓣)

在中国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——这个名词似乎总能与“浪漫理想”绑定在一起。

对职业规划持保守主义的人,会轻蔑的称自由职业者们为“零工”,跟进城务工的搬砖工人没什么区别。他们更愿意将现在的趋势看成是年轻人“冲动选择”。

根据领英提供的数据,在中国自由职业者中,年轻人确实占绝大多数: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7成。而且,中国自由职业者在“自立门户”之前,工作年限都不长:超过60%的自由职业者在拥有自由职业前工作经验不满5年,其中33%的人此前工作经验甚至在3年以下。

而美国的自由职业者分布则截然相反。在美国,工作经验丰富的职场人士更愿意从事自由职业——50%的自由职业者年龄超过50岁。中国的年轻自由职业者们,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?

身处蛮荒之地,迷雾遮盖的未来,被焦虑压迫的窒息感,缺乏社交带来的孤独体验,这是自由的代价。

我追求“表达”的多种形式,也不排斥艺术的商业化

相比“梁科栋”,“白茶”这名字可能更响亮一些。当下炙手可热的漫画IP—— “吾皇”就是出自他之手。

一些老读者偶尔会抱怨,白茶的作品没有当初那么单纯了。实际上,“吾皇”本来就是一个充分考虑市场需求,定位明确的商业化动漫形象。白茶的经历,不是关于“去单纯”的故事,而是一个关于“妥协”的故事。

十多年前,白茶瞒着家人从大学退学。每日在出租屋闭关研究漫画——这是他打小喜欢的东西。但他的大学生涯也因此留下了一笔深深的遗憾。

为了养活自己漫画人的梦想,白茶开始接受商业约稿。能力被认可的他确实能接到活,单个项目的收入却不高。

为了换取生存下去的“面包”,白茶只能一点点割让自己的精神领地。编辑让他画什么他就画什么,“那段经历其实很痛苦,很不自由。”

但低头也只能混个温饱。好的时候能月入1-2万,但更多时候只有3千块左右。七年后,白茶的账户上依然积蓄寥寥。

但不管如何窘迫,他都会挤出时间用来创作。他需要时间与自己对话。白茶会将这些作品更新到一家名为站酷的设计师社区网站,他说每次看到作品在站酷首页置顶时,都能收获到巨大的鼓舞。这几乎是那段时间里他能得到的唯一慰藉。

29岁的时候,婚姻成了新压力源——他连老家西安一套房子的首付都凑不出来。五年没混出头,父亲也无法忍受了,激烈反对白茶继续这样“混”下去。更糟的是,白茶的经济条件和创作灵感恰好同时陷入枯竭。他有次想买一包6块钱的烟,结果发现自己银行卡里的钱取不出来了,因为剩下的钱连100块都不到。

画了快十年,事业却没有看到半点起色。曾经杂志上发布过的漫画作品,读者也反响平平。梦想中的生活遥不可及,放弃的念头开始出现。他甚至都决定好了,事业再没有进展的话,就回老家当美术老师。

焦虑和沮丧如影随形,交织成每晚入梦前的安眠曲。

挣扎中,他开始向市场低头,寻找商业和创作的平衡点。在某次偶然的尝试中,“吾皇”不期而至了。

那段时间,“吾皇”成为了漫画圈的现象级IP,这让白茶有点措手不及。当有更多的合作方开出超乎他想象的价格时,他才意识到自己“红了”。

老实说,白茶觉得“吾皇”确实掺杂了一些商业元素,但他现在却并不排斥将艺术商业化的行为。就像好莱坞的动画作品那样,商业和艺术不仅没有对立,甚至本就是密不可分的。

如何实现更深度的商业化是现在的关键。他会花很多精力寻找有潜力的漫画作者,签下他们,帮他们把作品变成产品。

未来,他希望能尝试包括文艺片在内的其他形式,讲述自己的精神世界。毕竟,这是白茶关于“表达”这件事的终极梦想。

有一首诗用来形容他似乎恰到好处:一个表达别人/只为表达自己的人/是病人;一个表达别人/就像在表达自己的人/是诗人。——张枣《虹》

“我不支持年轻人一毕业就当自由职业者。任何行业都有基础的方法论,你需要在一个组织机构里面快速把它学会。不过我非常希望年轻人在有工作能力和社会经验以后,挖掘一下自己内心,勇敢地去尝试一下自己以前不敢做的事情。最后,别偏执,别跟命运较劲,长大了你就会明白,你不能只对自己负责。”——白茶(自由职业者、漫画家)

2000块在北京过了小半年,我想能拍一部自己的电影

李宁也对“表达”痴迷,又犟又倔的他光中国美术学院就考了四次才如愿。但大学的课程让他倍感失望,每日浑浑噩噩,直到他迷上了电影。

李宁对喜欢做的事有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念,为了恶补阅片量,他甚至牺牲了上课时间。老师忍无可忍给了他倒数第一,不过他并不在乎。

幸运地拿到毕业证书之后,父母催着他找工作。他不听,想当自由导演,揣着2000块钱就来了北京,与之同行的还有他大学兼职时教过的两名学生。

李宁显然低估了北漂的难度。他和兼职时教过的两名学生合伙开了一家电影工作室,开张5个月一单未接,2000块钱很快见底。再这么干耗下去,三个人估计都得喝西北风。

相比经济压力,父母的温情炸弹才是最让他头疼的,他们每天都打电话劝李宁去找个正经工作。“这是我一生中最迷茫的时候,身边没有任何肯定和鼓励,眼前只有被迷雾遮盖的未来。”

那时的李宁还不知道,这绵长的焦虑感将一直伴随着他,这像是自由职业者们的宿命。

后来他们终于接到了项目,一部佛教题材的纪录片,拍3个月,酬劳3万块。本就是白菜价,还偏偏状况迭出。客户对李宁的执导能力不满意,强行安插新导演,临时加拍9集。酬劳不变,拍摄周期还要延长。毕竟“饿着肚子”,李宁勉强接受了。

终于等到全部拍摄完成,客户却以质量低为由拒绝付全款。一番折腾之后,李宁只拿到了12000块的酬劳。这一单生意下来,不仅没赚到钱,恨不得还把老本儿耗个精光。

像李宁一样,自由职业者们大都不曾有一个顺风顺水的开始,最为艰难的那段时间也并非谁都能扛过去。从某种程度来讲,自由职业者反而更不自由,甚至背负着更沉重的压力。

他们必须是工作上的多面手,除了自身专业,商务、市场都要懂一点。李宁性格内向,不擅长营销自己。不过凭着好口碑,找他的客户依旧不少。

目前李宁的年收入可以达到30万,这在北京算中等偏上,但他却并不认为自己过得优渥,“只能糊口。”李宁说。

经济来源不稳定是自由职业者焦虑感的因素之一,生存压力束缚了自由。如果从他们选择自由职业的最初动机来看,现实显得颇有些反讽。李宁现在的收入多为拍广告所得,他正在努力攒钱,准备拍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电影,表达他心中的世界,这才是他选择影视行业的初心。

他给自己设定的期限是五年,那时候李宁35岁。黑泽明导演《姿三四郎》、希区柯克导演《三十九级台阶》、莱昂内导演《荒野大镖客》、科波拉导演《教父》的时候,差不多也是这个年纪。

“我路子野,不要学我。刚毕业的大学生,起码在第一年的时候还是应该去职场锻炼下,积累一些工作经验,再出来做自由职业会稳妥一些。不然你会很难度过第一年的迷茫时间,被否定包围是很痛苦的,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自己抗不住。”——李宁(自由职业者,编导)

倒贴钱都要去,这行开始都这样

春天的职业是化妆师,工作之后,她碰到了两个贵人。一个“假的”,一个“真的”。

她在剧组实习时,遇到了个热情帮她介绍实习机会的男人。他教会了她一些东西,所以当他邀请春天毕业去北京,跟他合伙开影视公司的时候,春天没能拒绝。而当她带着父母的钱来到北京时,却发现自己被放了鸽子。

春天成了没头苍蝇,人生地不熟,她也接不到活。于是只能每天在出租屋里发呆,想找点事情做,但是又不知道能做什么。

账户里的数字一天天减少,焦虑感却一天天增加。为了想办法赚钱,她甚至还接受过一个兼职打字员的工作,后来她才知道那是个骗局。万幸钱丢得不多,不然真的撑不到出现转机的那一天。

当时父母得知她的待业状态,开始频繁打电话劝她回家。这对春天来说是不可接受的,化妆在一线城市才有相对宽阔的市场需求,回到老家只会被迫接受一个跟化妆完全不沾边的工作。即便再穷,成为化妆师的梦想也不能妥协。“我不能跟他们说我过得不好,但是我目前又确实没有什么有效途径让自己好起来,所以特别焦虑。”

就在弹尽粮绝的时候,她遇到了真正的贵人——一个在化妆圈有十多年经验的化妆师。他带着她给模特和新娘化妆,由此逐渐积累经验,积攒人脉,春天这才算是真正入行了。

最初练手时的收入很低,一天最多400块。一些大牌杂志拍摄需要化妆工作时,甚至连酬劳都没有。但她倒贴钱也要去参加:“这行都这样,这是在积累名声的阶段,钱不是最重要的。”

不过后来春天的收入开始稳步提高,“每个月都能多挣一两千”。做化妆师虽然累,但春天还是决定做一个更挣钱的副业——护肤美容。这个时候,春天月均的收入差不多是2万块。

春天的努力向父母证明了自由职业也并非想象中那么不靠谱,他们决定给春天一些更为实际的帮助——买房。那时春天也正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办公空间,以便有独立的美容室。春天一再强调,除了家里给的首付,她没有伸手找父母要过一分钱的生活费。毕竟这是收获认可的标志,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颠簸的岁月,他们最骄傲的东西就是不让父母操心。

现在,春天计划将自己的事业再提升一步。她准备跟合伙人开办一个化妆培训机构,帮助那些希望能收拾好自己的人学会化妆、学会形象管理,让他们打扮的更高级、更自信。

春天觉得,自由职业者从来都不是只做外围基础工作的人。提升自己,把职业当成事业,走上坡路的欲望从来不区分职场人和自由职业者。这件事只在乎你有多热爱,而不在于你的身份。

“坐班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太束缚了。确实有坐班的朋友挣得比我多,但我也不太羡慕他们。我可能挣得没他们多,也不太稳定,但我还是想做个自由的人。因为对他们来说,至少不能像我一样,随便什么时候想出去旅行,买张票就走了。”——春天(自由职业者,化妆师)

现在和未来

目前没有权威机构对中国的自由职业者进行过全面的数据统计。因为官方习惯于把有工作的人简单划分为就业和创业,却忽视自由职业者的存在;心理学家唐映红认为自由职业者是个随时代变化的动态标准,包含了多职业类别,本身也难以精确统计。不过,根据人力资源研究学者沈纯道所述,粗略估算,每个国家的自由职业者将会占到总就业人口的1/6~1/4。

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,自由职业者有了更多可能。过去10年呈现的趋势是:某个行业运用的信息技术越多,这个行业公司的平均规模就越会缩小。这意味着独立、灵活而且希望掌握时间控制权的自由职业者将被解放出来。此外,企业主为了进一步压缩人力成本、追求更高效的生产方式,越来越多的非核心业务(设计、营销、传播、开发等)将交给更专业的外包人员,这是社会分工细致化的自然选择。

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,“自由职业者化”都确实是个看得见的趋势。嗅到未来味道的公司已经开始布局,国内的有猪八戒、拉勾网旗下大鲲等;国外则有Freelancer、LinkedIn旗下ProFinder等。这些平台能帮助自由职业者和客户对接,使自由职业者在早期就能接到稳定的项目源。

也有一些消极因素影响了决策,比如不够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。自由职业者们不得不相信和依靠自己,保持独立性和较高的收入水平,以换取一个稳定可期的未来。

自由职业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的高收入阶层,但他们的丰厚收入是建立在职业高度专业化基础上的。要成为自由职业者,知识、技能,生存能力,自律、意志缺一不可。他们不是无能者和平庸者,他们都是只有一个人的军队。

 

本文首发于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新媒体平台,较原文略有修改。

本文图片来源于无版权图库 Pixaba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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